4.1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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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界对改革目标的讨论开始得很早。我们在第3章里已经谈到过，有一些经济学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就已经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应当以建立“商品经济”为目标。他们所说的“商品经济”，其实就是现代通称为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

为了改变国有企业的不良经营状况，国务院在1984年5月沿着过去缘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放权让利”思路，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权十条”），给予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置、机构设置、人员劳动管理、工资奖金和联合经营等十个方面少量的自主权。当时许多人都指出，不对整个经济体制作出改变，“扩权十条”很难得到落实，更何况即使落实了“扩权十条”而不对整个经济体制作出变革，也很难改变国有企业的不良经营状况。

这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在当年12月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并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在10月4日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明确说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会标志中国全面改革的开始。他说：“过去我们从事的主要是农村改革，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在这样一个会议上，当然就需要明确全面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它要达成的目标。

中共中央在1984年6月份组建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小组。起草小组用一个多月写出了一个提纲。但是受限于中共十二大关于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只能发挥辅助作用的决定，很难达到改革领导人的要求。7月末在北戴河向胡耀邦汇报时，胡对起草小组制定的提纲很不满意，并为此重新调整了起草班子，改由林涧青负责，充实了郑必坚、龚育之等。

也正在这个时候，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接受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交付的任务，组织社会科学院的周叔莲、张卓元和吴敬琏等写了一篇为商品经济翻案的文章，送请一些老干部试探反应。使得文章作者和赵紫阳喜出望外的是，这篇文章不但没有招来批评，还得到了一些原来以为会持反对意见的老干部的称赞。得知这篇文章探明了道路，赵紫阳就在9月9日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写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请示》。他在这封请示信中首先肯定了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规定，肯定“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然后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论证，最后引出要做出的结论，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沿用。”邓小平、陈云分别在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虽然不管是论证还是表述改革目标时都带着“有计划”的限制词，但无论如何都把重点落脚到“商品经济”上。从这时开始，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就在新提法的基础上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