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class="xx1"3.3增量改革使民营经济破土而出/span
“包产到户”改革的更加重要的意义，是使中国找到了一种有别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国企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战略。这种战略的特点，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为非国有即民营企业开拓发展空间，因而被称为“体制外先行战略”，或者“增量改革战略”。
在改革开放以前，根据毛泽东“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基本方针，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私有经济，包括个体劳动者的私有经济，已被消灭殆尽。连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保持的一小块自留地和一小份家庭副业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除。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有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要求突破毛泽东时代的理论和政策，给私营企业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在整个70年代，这种努力的成效并不很大。
由于毛泽东上述思想的巨大影响，是否允许私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的话题。即使在1976年以后几年的“拨乱反正”时期，毛泽东时代的教条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因此在改革开始时期，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只能抓住适当的时机，采取迂回渐进的方式进行。
最先被突破的，是个体劳动者的创业活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000多万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获准回城，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便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然而在当时城市中合法存在的国有工商业还没有摆脱萧条处境，私人自行创业又还没解禁，即使做一点商业买卖，也会因为仍然把长途贩运看作“投机倒把”的刑事犯罪而受到惩处。在这种情况下，曾经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在1979年3月劳动部召开的“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上提出，应当改变连小商贩的贩运活动都被当作刑事犯罪处理的做法，允许待业人员等个体经营者从事商业活动，以便开辟更多的就业门路。
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报告接受了这一建议，指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征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198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确认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俗称“三扇门”的就业方针），要求“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才正式承认了个体业主制企业的合法性。
由于“不准雇工”，70年代末期开设的个体工商户全都规模微小。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是在80年初期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它们大体上采取了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外宾时谈道：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在改革开放中大放异彩的乡镇企业，其前身是1958年组建人民公社时开始出现的社队企业。由于保持着对“小生产者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高度警惕的列宁主义传统，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社队企业必须“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它们只能“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不能从事“运输和商品流通等产业，也禁止私人创办企业”。这样，社队企业发展十分缓慢。1978年，社队两级企业共有152万个，平均1924个农村居民才有一个社队企业，社队企业的总产值为491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24.1%，占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7.17%。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已经认识到社队企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同意、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到1985年，社队企业的总产值占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要由现在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一半以上。”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社队企业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地位，决定它们所需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产品，除直接或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以外，允许企业“自行采购”“自行销售”，“由买卖双方议定价格”。不过在当时，对社队企业在经营决策、产品价格、招工用人和利润分配等方面仍有许多限制。
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在1982年“包产到户”全面推行以后发生的。首先，“包产到户”使农业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游离出来，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其次，农业生产发展加上农产品收购价的多次大幅度提高，使农民收入增加，部分农民开始具有投资能力。这些都增加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推动力量。
更大的转变发生在1984年。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这份《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这份《报告》的《通知》宣布，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指出了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发展乡镇企业的重要战略意义；明确乡镇企业不仅包括原来的社（乡）办企业和队（村）办企业，还包括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要求“对乡镇企业要像对国有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对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分散生产联合供销的家庭工业和个体企业，也应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
各个地区的乡镇企业有着不同的特色，所有制形式也有比较大的差异，形成了几种主要的经营模式：（1）苏南模式。这种类型的乡镇企业源于“文革”期间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这种由基层政权代表社区建立和拥有的乡镇企业形式虽然被称为“苏南模式”，实际上是20世纪80～90年代全国各地最流行的乡镇企业形式。（2）温台模式。浙江省的温州、台州乡镇企业也很发达，它们主要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等私人创立的个体工商户发展起来的。虽然这种“温台模式”的乡镇企业往往由于要寻求保护而“挂靠”到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名下（俗称“戴红帽子”），但实际上仍是私营企业。（3）珠三角模式。珠三角的乡镇企业的特点是由港澳台投资者（包括内地在港澳开设的企业，即所谓“假洋鬼子”）拥有，其业务也多为外向型的。
1984年以后，各类乡镇企业无论在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还是在总产值上都大幅度地增加。1985年末，全国乡镇企业数从1983年末的134.64万家增长到1222.5万家，两年间增长了9倍。
第二，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决定调整对外经济政策，要求各地、各部门的公有制企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鼓励外商来华投资，与中国资本合作兴办企业。1979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这标志着中国从禁止外商直接投资到积极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重大转变。
与外商合资的企业只有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中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全境的“大气候”并不符合这样的要求。所以，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培育具有良好经营环境的“小气候”，即营建经济特区等对外开放基地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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