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两个凡是”，还是探寻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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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对着社会失序和经济破败的困境，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国领导人急切希望稳定社会和加速经济发展。为此，他们重申了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前提出的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认为“今后23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问题在于，提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固然符合大多数干部和民众的心愿，但是华国锋等当时的领导人没有认识到中国面临的社会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没有去认真探索阻碍现代中国建设的思想的和制度的根源，以为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和巩固了自己的领导权，就能够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思路，顺利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这种想法显然是脱离实际的。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与以华国锋为首的新领导班子的政治局限性密切相关。华国锋等人虽然在叶剑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江青集团而获得官员和民众的赞誉，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极“左”路线，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等等，而只是以为江青等人“阴谋夺取党和政府的最高权力”造成了“干扰”。对于极“左”路线，他们不但没有反感，相反还认为必须继续坚持作为治国的指针。

在毛泽东逝世第二天发布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就已提出：“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三坚持”的基调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是一直保持着，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极“左”路线，才从党政文件中消失。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在1977年初提出了“抓纲治国”的纲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重要社论，正式提出和阐释“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即“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与此同时，社论在中央领导人汪东兴的指示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因此，“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虽然这种提法受到党内外的质疑，“两个凡是”还是作为中央的方针得到肯定。

为了执行“抓纲治国”的决策，1977年3月召开了有各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讨论并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在这次会议中，也有一些与当时的主导思想不尽一致的主张。

一种意见要求要对极“左”路线进行政治思想上的清理。例如，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就指出：“当前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有困难和不利的因素。最大的不利因素是‘四人帮’在政治、思想、组织方面散布的流毒和影响远远没有肃清。‘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把它纠正过来。”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采纳。虽然在两报一刊社论中写上“两个凡是”的原则并不是华国锋提出的，但他显然赞同这一原则，而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也只对“两个凡是”的提法作了文字上的改动，叫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长期形成的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需要先进行调整，稳住阵脚再前进发展。

这种意见也没有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采纳。会议认定“1977年应是走向大治的一年”，决定197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采取“积极前进”的方针。7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提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中也确认，“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

1977年12月，国务院下达了《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这个《十年规划纲要》是由国家计委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十年规划纲要》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要求1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9.5%，其中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4.7%，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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